2月13日，21世纪以来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
　　《意见》开篇便发出了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明确“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为此，《意见》绘制的“路线图”包括九部分共33条举措，并指出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等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多要素配置优化建设农业强国
　　《意见》提出，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
　　面对疫情灾情、国际粮价剧烈波动、成本高企等不利因素，2022年，我国粮食仍然实现了增产，大豆和油料扩种也超出预期。不过，之所以持续强调“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这一底线，是因为我国粮食生产供给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客观因素。在“稳住面积”基础上，中央一号文件从去年提出“保产量”转变为今年的“主攻单产、力争多增产”，即提升粮食产能目标。具体来看，《意见》中的“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吨粮田创建”以及在适宜地区开展复合种植、粮豆轮作、稻油轮作等措施的提出，都指向产能提升。我国粮食产能确实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以小麦为例，2022年，全国小麦平均亩产为390.4公斤，而在同年也出现了黄淮麦区千亩示范方亩产突破900公斤、长江中下游麦区亩产近790公斤的高产典型。不同于产量，产能提升涵盖了粮食生产全流程的升级，也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从更长期、综合的视角探讨粮食稳产及其增长性。
　　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意见》从基础设施管理应用、精细化田间作业、灾害防治等农业装备和产业韧性提升方面提出具体措施。针对稳住种粮面积并提升单产，《意见》提出实行部门联合开展补充耕地验收评定、“市县审核、省级复核、社会监督”机制和探索建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机制，通过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和动态监管方式，以减少耕地保护主体责任不强、监管不到位以及不重视耕地质量等情况的发生。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灾害防治方面，《意见》强调“最后一公里”的机制建设，新增了“加强田间地头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连接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快实施中小水库除险加固和小型水库安全监测”“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健全基层动植物疫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等内容。
　　在强化经营体系方面，《意见》提出“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包括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下沉、向园区集中，支持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和产地冷链集配中心，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在农业科技层面，《意见》在强调持续推进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同时，提出推动产业需求导向的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基于此，需要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并且继续支持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
　　多渠道疏通推动农民共富
　　围绕《意见》内容，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要以各类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完善县乡村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县城产业承载和配套服务功能，增强重点镇集聚功能，既要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下沉、向园区集中，又要引导企业在带动农户、服务农户中发展壮大，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通过产业融合和联农带农等方式，在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无疑应是重要受益方。在发展乡村产业基础上，《意见》也擘画了重点突出且更多元化的农民增收致富路径。
　　最新统计显示，2022年，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迈上两万元的台阶，实际增长4.2%，增速分别比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1.2个和2.3个百分点；同时，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不断优化完善，产业就业帮扶措施强化落实，返贫致贫风险得到有效化解，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在此基础上，《意见》突出强调“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并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了相关量化指标，包括“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力争提高到60%以上”以及“确保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依托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的目标，资金、资源等配给在《意见》中也有更市场化的体现，其中提出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不减，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对帮扶项目的金融支持；重点支持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深入开展“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
　　除此之外，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新增了“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益”的具体措施。业内学者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十多年，我国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接下来就是要巩固、深化改革成果，将与农民密切相关的权益显性化，以促进农民多元增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关乎农民家庭的多项收入。农村土地流转为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更多农民得以从中解放出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镇聚集，其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也得到提高。有统计显示，除了人均收入增长，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在近几年已超过经营性收入占比。在资产确权、便利耕地流转、创新土地经营模式等措施促进下，2020年，全国耕地流转面积已增至5.55亿亩，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达22308个。
　　针对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益，《意见》提出，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探索建立兼顾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有效调节机制；同时，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多来源资金投入服务乡村振兴
　　不管是粮食产能提升、农地经营方式转变，还是乡村产业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其带来的资金需求数量和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已有的资金保障方式的力度需要加强，也需要多来源资金投入以满足新的发展需求。
　　围绕金融政策，《意见》提到“用好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差异化金融监管和考核评估等政策”。近年来，我国服务涉农、小微等重点领域的金融生态日渐完善。《意见》再次对此作出明确部署，就是要在支持农村发展过程中，更充分地发挥金融生态的服务作用，让更多适配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实现对“三农”的优先支持。与此同时，要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相应的金融机构首先要有韧性，因此《意见》特别提出要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和推动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这也有助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健康和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提出，健全政府投资与金融、社会投入联动机制，鼓励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打捆打包按规定由市场主体实施，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农业农村。发展到现阶段，传统财政、金融方式已很难支持部分乡村产业和民生项目，其过程中需要长期资金等要素的投入运营，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由此凸显出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认为，在引入社会资本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方式方法。地方政府需要优化相应制度建设，优先引导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参与农业农村建设，并推动其与当地农民、居民以及重要产业形成相对稳定、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在此基础上，再配置财政、金融等支持资源才是更高效的。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