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嘉靖至民国中期，我国在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这四百余年时间里，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银荒”，也就是白银短缺危机，分别发生在明末、晚清和民初。这其中，尤以晚清的“白银危机”持续时间最长，对经济社会的损害最重。
　　危机的根源
　　晚清“白银危机”，源起于清中早期，爆发于鸦片战争前后，影响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的灭亡。其形成因素有内外多方面，但最主要还是来自外部。
　　在银元铸行之前，清朝的白银以“两”为重量和计算单位，故又称“银两”。银两与制钱并重，广泛应用于财政赋税、中外贸易和民间交易。
　　17世纪后期即清中早期，我国东南沿海贸易较发达的城市，就有外国银币（又称外国银元、外洋）在市面流通。相比中国的银锭和银块，外国银币有固定的重量和面值，形制统一，铸造精美，便于携带和折价计算，受到民众普遍欢迎，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银两，成为各大宗货物交易的主要媒介。到清中晚期，无论对外贸易，还是对内赋税，外国银元都占据相当高的比例。史料记载，至1912年清朝灭亡前，流通中国的外国银币有近百种之多，金额逾11亿元。
　　外国银元含银量为90%左右，市场价值高于实际价值。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外洋与中国“十足”纹银的兑换，获取了丰厚利润，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源源不断输入的外洋，成了列强侵华最强有力的金融工具，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了世界资本运动，国家经济也慢慢被掌控。尽管当时朝野上下禁止银洋声音不断，但出于对西方国家的忌惮及不想轻易打破既有经济运转体系的短视，清政府对外洋流通总体上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此外，鸦片的大量输入也是“白银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前的百多年间，与中国贸易往来最密切的国家是英国，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丝绸等商品，向中国输入毛织品。当茶叶逐渐成为西方受欢迎的饮品后，英国加大了进口量，而中国则对英国的棉毛制品需求不大。为扭转贸易逆差局面，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通过鸦片赚取的白银已大幅超逾购买茶叶等商品的货款，中国白银开始大量外流。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巨额赔款使中国白银外流更加严重。据史料，鸦片战争前后的四十年间，中国白银流出总量达4.5亿两，令几百年的财富积累消散殆尽。同时，白银短缺引发了“银贵钱贱”问题。19世纪初，制钱1000文可兑换白银一两，到1849年，制钱2355文才能换银一两。朝廷有令，民与官府往来、交赋纳税等项皆须折银计价，这使以制钱为收支手段的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晚清“白银危机”严重扰乱了当时的经济秩序，使传统的货币制度遭受巨大冲击，诱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直接导致了国力衰微。清廷不断寻求应对之法，多次进行货币政策和相关制度变革，力图救亡求存，延续统治。
　　功败垂成的禁烟限银
　　清政府深知鸦片危害，早在嘉庆五年（1800年），便将其列为禁品，下发禁烟限银令，规定外国商船来粤，保证不夹带鸦片。但当时走私猖獗，大量官员和兵丁参与其中捞取外快，使“嘉庆禁令”几乎变成一纸空文。
　　道光元年（1821年），清廷采取更为严厉的巡缉措施，惩办与外国勾结的鸦片贩子。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英国殖民者则以此为由，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禁烟限银”政策彻底付诸东流，鸦片贸易几乎成了合理合法的商业活动，白银流出已是国门洞开，无法阻止。
　　病急乱投医的大钱鼓铸
　　咸丰三年（1853年），“银荒”肆虐，府库空竭，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又急需大笔军费。情急之下，清廷议行大钱鼓铸，即铸造面额高于金属材料本身的大面值铜钱，如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和当千等。
　　铸大钱利益丰厚，如当千大铜钱，额面规定每枚等于制钱1000文，而其金属价值却只有38文，强制增值962文，扣除铸造费用，每枚可净收入886文。当时，全国各地共有28局参与大钱鼓铸，总铸额折银逾1200万两，清政府从大钱发行中获取了巨大收益。
　　然而大钱流通导致民间私铸泛滥，物价飞涨，民众抵触情绪日盛，怨声载道。几年后，“市面折算日贱，流通渐形壅滞”，官府无法再从铸钱中攫取利润，大钱之法惨淡收场。
　　咸丰时期的大钱政策名义为币制改革，实际是以通货膨胀手段掠夺民间财富，初始阶段虽可暂时缓解国库空虚，但却只是转嫁财政危机之法，不但无法真正扭转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局，还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深重危害。
　　饮鸩止渴的票钞发行
　　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让本已被“银荒”折磨得焦头烂额的清王朝雪上加霜。一面白银不断外流，国库已趋山穷水尽，一面需要大量钱财镇压起义，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咸丰三年（1853年），继推行大钱之后，清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再行票钞制度，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以求迅速度过危机。
　　户部官票简称官票，以银两为面额代替银两使用，又称银票；大清宝钞简称宝钞，以制钱为面额代替制钱使用，又称钱票。官票宝钞按照规定，“出纳皆以五成为限，民间完纳正项钱粮、盐关课税及一切交官等款，皆须票钞与银钱相辅而行”，论理应当畅行无阻，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官府在没有必要现金准备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发行数量，扩大票面面额，时日一久，钞票便逐渐不能完成兑现，流通日益受阻。再加上地方官吏利用纸钞和物价、白银的波动，营私舞弊，更加剧了票钞流通的困难。
　　咸丰四年（1854年）起，票钞开始贬值，到咸丰十年（1860年），京城市面银票一两仅值银二钱，钱票每千文仅值制钱一百余文，折价幅度殊为惊人。滥发官票宝钞，引致通货膨胀，市场混乱，民众生活江河日下，在强烈的抵制声中，清廷不得不停发票钞。
　　市场上盈塞着的大量票钞，清政府无力收回，只能任其消亡。同治二年（1863年），朝廷下令，筹拨京饷并各省地丁等项，一律停收钞票。行用了不到十年的咸丰票钞，至此寿终正寝。
　　负隅求生的自铸银元
　　外国银元占领中国市场后，清王朝国运日渐衰靡，经济社会危机重重。
　　危难之际，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自铸银元以制外洋，有效阻止白银外流。清政府认为此举系“经国远谟，救时良策”。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设银元局，仿外洋重“七钱二分”的“一元”制，铸银元成功，开启了中国机制银元的历史。因所铸银元镌有龙形，故称“龙洋”。
　　广东银元铸行后，各省纷纷仿效，“龙洋”一朝流布天下。先期尚好，成色上乘，重量统一，式样精美，民众乐于接受，着实给国家带来了久违的银钱稳定、商贸复苏、朝野振奋的良好发展局面。但几年之后，一些地方便自行其是，所铸银元纯度下降，重量锐减，很多地区又恢复为银两时期的称重剔杂交易方式。再者，因一直没有正式确定白银单位，清朝廷多次“废元改两”“废两改元”，政令频发，朝令夕改，日久天长，商民对龙洋先是失望继而排斥，国家币制继续混乱，经济民生复陷泥潭。
　　尽管如此，自铸银元也称得上是清朝币制改革中的最大成就。它一定程度缓解了白银外流，且为后期确定银本位，正式出台白银货币全国统一标准奠定了基础。
　　空留遗恨的铜元政策
　　龙洋虽冲减了市场流通白银主币的压力，但充当辅币的制钱市场又严峻起来。主要原因，一是国家经济举步维艰，云南等地铜矿开工不足；二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掀起了抢占“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清政权风雨飘摇，地方政府私下自谋退路，各造钱局无暇顾及钱币生产。当时，全国各地多呈现制钱缺乏状态，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市面无钱可找、商业阻滞、纠纷迭起的现象。
　　面对“银荒”与“钱荒”双重困局，清政府决定造铜元以救钱荒。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广东造币厂试铸出中国最早的铜元，两年后，全国各省大规模开铸。
　　铜元铸工式样新颖，中间无穿孔，大大提高了铸造速度和质量；它不易伪仿，成色统一，与银元或制钱有固定比值，“通行市肆，民间称便”。很快，规整、便利的铜元就流通全国，迅速解决了“钱荒”之急。
　　但铜元本质上仍是一种不足值货币，它的铸行，为国库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收入，这在清政府眼里，无疑是一剂救世良方。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国铸造总额由1900年的17亿枚激增至75亿枚，招致“铸造日多，行销日滞，法价已不可保”。
　　为解决铜元问题，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实施《整顿圜法酌定章程》，将全国原有24钱局最后裁并为5处。新铸铜元有所减少，然市面流通总量依然庞大，经济社会中各种矛盾叠加引致的国力衰败，仅靠铜元铸造制度改革起不到多少提振作用。
　　昙花一现的《币制则例》
　　清末货币流通市场的混乱程度难以名状，银块、银锭、中外银元、铜钱、铜元、各钱庄票号及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等混杂使用，市场交易困难，经济不断衰退，百姓苦不堪言。对此，清王朝继续在货币制度的变革上做文章，决定实行银本位，明确白银货币单位，做最后的挣扎与拼争。
　　而关于白银货币单位问题，又爆发了“两、元之争”。主“两”派代表人物盛宣怀提出，币制“随人趋步，各国所无”，大清国应“自为制度”，要以“两”为货币单位，于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奏准铸一两银币为主币。两年后，主“元”派代表人物度支部尚书载泽奏称民间已习惯外国银洋，一两币不便行用，要求“改从七钱二分之制”，又得批准，朝廷再铸一元银币。一元银币刚刚开铸，袁世凯、唐绍仪等上奏，请求恢复一两银币，再获批准。
　　“两、元之争”的飘忽不定，显示了清朝廷的犹豫不决态度。实际上，他们已经看出，无论以“两”为单位还是以“元”为单位，都不能扭转财政废弛、国家衰亡的现实，他们只是在权臣的执见间左右摇摆，以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以条法形式颁发了《币制则例》，规定废除白银、铜钱双轨制度，单行银本位，银主铜辅；废除银两制度，白银专以元为单位；定银元为国币，铸币权统一中央；主币银元重七钱二分，纯度90%。
　　《币制则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正式颁布的银本位货币制度，白银货币的单位、成色被最终确定，以法制方式结束了“两、元之争”，终止了中国银两、银元并用的混乱局面。可惜未等到全面推行，清王朝就覆灭了。
　　往事已矣，但并未尘封。纵观清王朝多次货币政策及制度变革，虽都是围绕“白银危机”而进行，但其初衷目的多为解困而非图强，多为统治而非民生，多为皇家而非百姓，故均以失败告终。落后的封建制度，腐败的清朝政府，交困的内外局势，也注定了变革不可能取得成功。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